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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有石柱法，罗马有铜表法，春秋晋国则有鉄鼎法——皆主权者作为要约一方与其属民订立并强制实施之社会契约。

在其他文明类型或政治类型里都或多或少允许或想压制也压制不了的根本政理讨论，在中国却能有效地禁止数千年。这似乎是说，若非此应急之需要，则不应如此尚法。

"除了谏官制度下偶尔有人"犯颜直谏"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决策起点纠误作用（且是无制度保障的，听不听则要看君主的情绪如何）之外，对最高权力的构成、限度、行使，最高决策的产生与颁施等等方面的根本问题，几乎无人敢问津。古希腊罗马人虽然也注意寻找贤君贤相贤吏，但更重视政体或制度的调整，以期有效约束掌权者，使其不得姿意妄为。甚至，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在这个循环中不断加深或恶化：中央集权不断走向极端，皇权不断膨胀，权力滥用愈来愈严重，腐败不断加剧。这比孔子的"隐"、"逃"办法当然好一些。从汉以后，泛泛地赞扬汤武革命，赞扬本朝革前朝之命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要在讨论此一话题时联系本朝腐败的实际。

"（注：《明夷待访录·原法》）其实，始创制度及后来讨论政治制度体制得失的人们，原本就是应该从"万一不幸"的"其人非也"之处着眼，首先考虑制度本身的严密，不要在制度上留下太多的漏洞或给贪腐官吏提供太多的方便。从法律角度看，主要是关于权力合法性问题、权力的合法正常更迭问题、权力的分工与监督制约问题等等的理论。就其破坏同一性而言，要么是个人原子化的存在，人民分化为各种利益集团，从而丧失整体性，同质性便无从谈起。

43在托马看来，施米特对议会制的批判，实际上是为专政的出场谱写的序曲。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放弃代表，而实行绝对的同一性。教会需要一种政治形式。代表具有独立的意志，此意志即全体人民的意志，因此代表不受选民意志的决定。

公共性和人格性使政治生活有了自己的品质，代表的价值正是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各种罢工已经激发出了无产阶级身上最高贵、最深刻和最动人的情感。

③以J·S·密尔为例，在论证了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后，密尔认为：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反对一切类型的整齐划一，反对一切类型的国家建制，在乔治·索雷尔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是公认的旧制度的遗产。这是个简单而又浮浅的概括。21乌尔曼认为，在1917年写作的《教会的可见性》中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而1923年写作的《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中的核心概念是代表，从中介到代表的转变表明施米特思想中的世俗化过程。

而事实上根本无法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完全同一并且实际在场，因此同一性所预设的与其说是实际在场，毋宁说是组成政治统一体的人民的同质性。……简单地说，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宪法有可能为宪法的敌人打开通向国家权力的道路，这是施米特的核心论点。施米特在1926年为该小册子再版所写的引论中，对托马这个评价的回应耐人寻味：托马在其评论的结尾处，把极为奇怪的政治目的归因于我，对此我可以沉默。施米特认为：如果彻底实施同一性原则，就会导致一个危险，即：根本前提——即人民的实质上的同类性——有可能被虚构出来。

对于施米特而言，如果议会能够始终贯彻辩论和公开性原则，那么议会就具有代表原则的品性，因为它能够在多元的基础上形成理性的统治，不幸的是，议会已经成为党派利益的工具，成为利益妥协和秘密政治的场所，议会制的思想基础荡然无存，至少在魏玛时期的德国是如此。25 基于天主教会的代表性和形式性，教会确实几乎可以与任何政治形式相结合，特别是君主制和贵族制，因为这两种制度是代表原则在政治领域最好的展现。

张旭东也认为：施米特并不是指望有一种‘纯粹的、‘同质性的人民，或一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恰恰是强调具体的人民总是不纯粹的、不同质的集合体，所以真正的政治认同不能是文化认同（更不要说是种族认同），而是国家认同，而国家认同的基础不在于抽象的国家理念或制度安排，而在于一种实质性的政治意识。④［法］弗朗索瓦·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袁淑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但是，同样是按照流行的观点来看，议会制常常被视为民主制的亚种，所谓的间接民主制或代议制②民主，J·S·密尔、埃德蒙·伯克、邦雅曼·贡斯当、弗朗索瓦·基佐乃至联邦党人，对此都有详尽的论述。……总是有一支世界精神的先头部队、一个发展和自觉的顶端、一个先锋队，它有采取行动的法权，因为它拥有正确的知识和意识，它不是一个身位的上帝的拣选人，而是发展中的一个要素。而代理者基于被代理者的委托，依据被代理者的意志行事，代理者不具有独立的意志。这个概念的辩证法在于，它预设了不可见的东西的缺席，但与此同时又使它在场了。作为被代表者的人民或政治共同体，也必须是统一的，因而具有独立而统一的人格，被代表的是人民的政治统一体而非自然存在的民众，因为后者不具有独立且统一的人格。20教会的可见性与上帝的不可见性通过教会的中介作用辩证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属灵的世界和尘世不再是二元分立的世界，而是内在统一的世界，教会是基督的在世代表。

总罢工以一副浑然一体的画面把它们糅合在一起，并且通过汇聚它们，使得每个人都体验到最大的紧张。40参见《魏玛宪法》第48条，载施米特：《宪法学说》，第420页。

一种是直接诉诸暴力的非理性主义的专政。……教会可以在尘世上，但不能属于尘世。

⑧也就是说，魏玛的议会制不但不能形成理性的统治，反而为宪法的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领袖的行为是真正的司法。

实际的政治总是同一性原则和代表原则的辩证统一，原因何在呢？这就要从同一性这个概念说起。这就像立宪君主制经常存在究竟是君主代表人民还是议会代表人民的疑问一样。直到1926年施米特写作《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这本小册子时，他仍然希望在《魏玛宪法》的框架内来解决德国的政治危机，寄希望于总统动用《魏玛宪法》第48条的紧急状态条款，在官僚和军队的辅佐之下，实行委任独裁。正如教皇是基督的在世代表一样，领袖是那个拟制的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人民的具体化身，是政治统一体的真正代表，人民的同质性和同一性内在于领袖身上，领袖永无谬误，亦如教皇永无谬误，施米特在这里找到了同一性与代表的辩证统一。

②本文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代议制一词：一方面，它既包括施米特所批判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也包括施米特自己为之辩护的符合代表原则的总统制。施米特开出的药方是以民族的同质性来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同质性和同一性，以天主教的代表观念，来重塑政治统一体中的代表，从而实现同一性与代表的辩证统一，也就是确立谁应该且能够代表德国人民。

其可能性总以一种历史哲学的形式，作为一种政治理念而继续存活着。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传统的政体分类一直未突破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以及他们的各种变态和混合形式这个框架，而议会制是近代早期主要在英国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基佐对此制度的历史起源曾做过非常详尽的考察。

36另外两种国家形象是：国家作为不偏不倚的中立的第三者（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某种程度上当时的魏玛德国即如此），国家作为阶级斗争和统治的工具（布尔什维克的苏俄）。就这样，代表从一个神学概念世俗化为一种政治概念。

如果前面有关同一性内在于代表之中的论断成立的话，如果说代表是政治构成的第一原则的话，那么拯救德国政治危机或议会制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确立代议制的另一个选项，即总统制，并藉此重构代议制的思想基础。就其对代表原则的破坏而言，要么以私法中的代理取代政治领域中的代表，将议会变成利益妥协与分赃的场所。但是，当天主教的代表原则与民主制相结合时，就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施米特将领袖视为法官，而且是真正的和最后的法官，在危急关头，领袖可以凭藉作为最高法官的地位，通过诉诸民意，直接创制新的法律。

为应对此种危机，施米特以同一性和同质性来解释民主，并将代表原则追溯到天主教神学，从而希望在自由资产阶级议会制和布尔什维克及无政府—工团主义专政之间，在魏玛宪法框架内，以天主教的代表观念重构代议制的思想基础，即以一元的总统制取代多元的议会制，表现为总统动用《魏玛宪法》第48条的授权实行委任独裁，但这一努力稍稍往前再走一步，就成了纳粹党主权独裁的理论资源，而这恰恰是施米特曾经非常警惕的《魏玛宪法》的敌人之一。……代表本质上属于公共领域（与代理、委托、委派等等最初属于民法的性质相反），它赋予代表和被代表的人以及需要委派代表的人以人身尊严（与利益或生意的代表相反）。

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中，施米特关注的重点开始从教会的中介性转向其代表性，21并回应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挑战。18作为政治构成第一原则的代表，自然不能例外，必然有其神学基础，此即天主教的代表观念。

针对基督，教会是教徒的代表。因此，同一性所预设的实质同质性，意味着两种专政的可能：其一是排除不具有同质性的异己分子的专政，其二是以专政的手段来促成实际上或许并不存在的同质性。